文/王月

北宋《灸艾图》

名中医，大多是自学成才的

近代的很多名中医并非出身中医世家。他们偶然对中医发生兴趣，想要学习中医，就开始翻阅古医典籍，然后自学成才。

有“京城四大名医”之称的萧龙友就是其中之一。他童年时，由于其母长年有病，便留心于医药，经常翻阅古医典籍，每有心得即作笔记，日久后竟“积稿盈尺”。同时，他也会去药店求教医药常识。随着他的古文水平越来越高，中医理论知识也就不断丰富。

1892年，川中霍乱流行，省会成都日死8000人，街头一片凄凉，棺木销售一空。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，不敢医治。正在尊经书院求学的萧龙友就挺身而出，年仅22岁的他同当地医生陈蕴生一起沿街巡治，用中草药救治病患，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。经此一事，萧龙友声名鹊起。

不过，对萧龙友而言，行医只是“副职”。他是传统的读书人，考科举、做官才是正经事。1914年，他奉调入京，在财政、农商两部任职，做官之余行医治病，传说诊治过不少有名的病人。

1916年袁世凯病危，萧龙友入总统府为其诊断。萧龙友切脉后，断定袁的病为尿毒症，提笔开了处方，必须服药静养。但那时内外交困的袁世凯如何能静得下来，很快便去世了。

1924年，带病北上的孙中山病情日趋严重，难以饮咽，请萧龙友诊治。他认为病根在肝，已呈现病入膏肓之态，非药可及。孙中山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，果然死于肝癌。这说明萧龙友诊断无误，一时社会为之轰动。

医生当得太好，就不想做官了。萧龙友觉得，数十年宦海浮沉，倒不如行医于国有益。1928年，民国政府南迁后，他就毅然弃官行医，以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的宅院为诊病之所，正式挂牌开业。这也印证了那句俗话，“不为良相便为良医”。

专职行医的萧龙友，医名日隆，成了一代名医。萧龙友行医，出诊的价格是西城8元，东、南、北城路远加倍。车前面坐两个人，一是司机，一是管事。看完病把礼金交给管事。

如果请去看完一个病人，顺便再给家中其他人诊脉，开个方子，便再加2元。他的方子以草药为主，药剂很大，价钱不贵，不大开贵重药，也不指定药店去买。

萧龙友的行医佚事，北平街头流传得很多。某夫人产后虚弱，病情十分危险，便请萧龙友为之诊脉。经仔细“望闻问切”之后，开出药方，病人当场吃完药，就大吐起来，吐出绿色的滓状物，自此病就好了。

梁启超寓居天津时，有一次夫人生病，梁启超的学生谢国桢便请了萧龙友出诊。经萧龙友精心医治，几天之后，梁夫人的病就好转了。临行时，梁启超大笔一挥，嘱向帐房领钱：“礼金大洋贰佰元。”当年的200元大洋可不是小数目，学生笑谈：“真是总长的派头。”

后来，1929年，梁启超患病便血，相传也找萧龙友看过。梁启超先赴协和医院检诊，西医诊断为肾上有病，必须手术切除。但梁启超放心不下，便去问萧龙友的意见。萧龙友认为他肾脏无病，应该慎重行事，长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。

但梁启超还是赴协和医院手术，结果手术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，医生割了好肾留下了病肾。这次医疗事故，引发了文坛上激烈的中西医之争。

文坛领袖也要看中医

原本，中西医没什么对抗。西医擅长眼科，有实效，国人就去治。中医医生想的则是“以中化西”——晚清进士唐宗海，他本身是名中医大家，后又研究西医。他提出，中医长于气化，西医长于解剖，那就应该“去彼之短，用彼之长，以我之长，益彼之短”。

不过甲午一败，清政府和维新派人士发现，日本的崛起得益于明治维新的成功，而明治维新各种措施中就包括“废除汉医”一项。

于是，梁启超痛陈“强国必先强种，强种必先强身，强身必先强医”之理，希望采用西医强健国人体魄以达到保种保国的目的。

但这次被割错了肾，就有点尴尬了。陈西滢、徐志摩都借此撰文抨击西医，但梁启超不能骂。相反，他还发表了上述为协和、为西医、为科学辩护的文章，这是因为他“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观念”。

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的胡适，也遭遇了中西医之争带来的“糖尿病公案”。

1920年胡适患急性肾炎，西医诊治无效，便请来了名医陆仲安来看。陆仲安善用黄芪，号称“陆黄芪”。给胡适看病，他下药分量非常重，胡适回忆道：“黄芪十两，党参六两，许多人看了，摇头吐舌……”吃过药不出百日，胡适的病就好了。

不过，后来这事传来传去，就成了陆仲安用黄芪治好了胡适的糖尿病（也有说慢性肾脏炎、冠心病的），还因此“延活寿命数十年”。

到了上世纪50年代，有人向胡适求教陆仲安治好他肾脏炎和糖尿病的药方时，他矢口否认得过这些病，也不相信中医药能治好这些病。胡适对陆的评价只是“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”。他气愤地说：“造此谣言的中医，从不问我一声，也不问陆仲安，竟笔之于书。此事真使我愤怒！”

不过，鉴于胡适批判中医的一贯态度，在支持中医者看来，胡适这明显是在撒谎。而且，胡适一直说中医不好，但他自己得病，还是要看中医，后来陆仲安也多次前往胡适府上给胡适看病。

此事争议不断，不过胡适自己对中医的态度，其实一直是很明确的。1921年3月30日，胡适在《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》记说到此事，他说自己的病，当时的西医束手无法，但却被陆仲安用黄芪治好了。

那么，可不可以“把黄芪化验出来，看他的成分究竟是些什么？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？如果化验的结果，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药学的真价值，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？”

俞樾对中医粉转黑

胡适所持的观点，就是“废医存药”。在那个时代，这就是“中医黑”们的基本立场。

近代中国主张“废除中医”的第一人俞樾，和萧龙友一样，也是治经之余对中医药学有所研究，而后更自学成才，能开处方治病。

他用考据学的方法对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《黄帝内经》进行了“探赜索隐”“辨讹正误”，对中医的理解不可谓不深。然而他的一生却是悲剧不断，长兄病逝，夫人去世，长子早亡，最疼爱的小女也离开人世。

家人接连去世，但中医药却毫无帮助，俞樾开始怀疑中医，写出《废医论》和《医药说》，得出“医可废，药不可尽废”的结论。

其后，又有余云岫出版《灵素商兑》一书，将《黄帝内经》批得体无完肤，中西医学术交锋由此拉开。

为治儿病变中医名师

批驳《灵素商兑》的主力，是《小说月报》的主编恽铁樵。和以上这些名中医一样，他也是弃文从医。他学医是因为他3个儿子接连殁于伤寒。痛定思痛，他深深地感到求人不如求己，就开始深入研究《伤寒论》，同时又前去请教上海的伤寒名家汪莲石。

一年后，恽铁樵的第四子又患上了伤寒。他请来名医为儿子看病，但名医怕出人命，不敢用药性猛烈的伤寒方。恽铁樵彻夜不眠，到第二天一早果断地开了一剂麻黄汤，与夫人说：与其坐着等死，宁愿服药而亡。夫人不语，立即配药让孩子服用，果然有效。

就这样，听说恽铁樵能治伤寒，他的亲友也来找他看病。一天他同事的小孩患伤寒，生命垂危，沪上名医都治疗无效，恽铁樵用四逆汤一剂让孩子转危为安。

病人家属感激万分，登报鸣谢曰：“小儿有病莫心焦，有病快请恽铁樵。”后来，来找恽铁樵看病的越来越多，他便辞掉了《小说月报》的工作，挂牌行医。

行医的同时，他还在做两件事。其一是整理中医经典。针对《灵素商兑》的攻击，恽铁樵提出了“四时五脏”的观点——四时的风寒暑湿产生了六气，“生长化收藏”产生了五行，再由四时五行派生出五脏，所以，《黄帝内经》是有理论依据的。

其二就是办函授，培养中医人才。梁启超曾经说过，中医的问题在于，“中医尽能愈病，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”。让每个人都去“通小学”研究医学经典从而自学成才显然不现实。所以想让中医延续下去，建立一个系统的教育体系至关重要。

尽管当时政府已将中医摒弃于教育之门外，恽铁樵还是披荆斩棘，在1925年创办了“铁樵中医函授学校”。他发表宣言称：“中医不能出国门一步，此则有国力关系，况现在情形是暂时的。”

经过各种艰难曲折，他培育了像陆渊雷、章巨膺、顾雨时等一批具有创新思想的优秀人才，有力地推动了中医事业的发展。

黑中医，是因为爱得深沉

不过，站在恽铁樵对立面的余云岫，也不是什么“坏人”。虽然他用激烈的言辞批判中医，还起草了《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》，试图直接在中国废除中医，但他自己行医时，每当为病人处方用药，轻易不肯用国外进口的新药，而宁愿采用国产的新药——这些药，多是由传统中药制成的酊剂粉剂。

但在当时的上海，很多人盲目崇拜舶来品的西药，见余云岫给他们开中药制成的国产药，他们是有意见的。余云岫只好耐心说服他们：“医生用药是在治好病，非不得已时，何必用舶来品呢？”

作为“中医黑”，他一边揭发中医学理之错误，一边从中医里寻找有价值的东西。他曾批判过陈克恢先生发明“麻黄素”治喘功效，却不去查考中国固有医药文献，便多走了弯路——早在2000年前已有麻黄治喘的记载了。

他也费了很大的功夫，将唐代以前的方书中有价值的地方，整理出一本《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》，又为了将中医病名与西医一一对应，写出了一本《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》。

只要发现中医书上合乎科学的地方，余云岫就不遗余力地宣扬。例如他发现《崔氏别录》载有瘰疬与结核病同源说，早于国外一千几百年，因而作出论文，在远东热带病学会上报告，获得世界各国出席代表的注意。

后来，周作人称余云岫为“中医的诤友”。而余云岫一生所想的，就是革弊除臃，把中医的精华拿出来用科学检验，把糟粕抛弃。